但是，一旦過了“基線報酬”這個門檻，“胡蘿卜+大棒”就可能適得其反：本來想提高積極性，結果卻降低了積極性，本來想激發創造力卻抑制了創造力，本來想讓好人好事（如企業公民行為）越來越多結果卻造成更多“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同時懲罰不僅沒有限制消極行為，反而讓欺騙、癮癖和目光短淺的危險行為越來越多。

獎勵有時候很奇怪，它就像對人的行為施了魔法，把有意思的工作變成苦工，把游戲變成工作。因為它有七大弊端。

心理學家的研究發現，對獎勵的期許破壞了孩子的興趣。不是說獎勵本身破壞了孩子們的興趣，而是對獎勵的期許。只有有條件的獎勵——如果你做這個，那我就給你那個——會產生負面效應。為什么？因為這種“如果……那么……”型獎勵要求人放棄一部分自主權。如果紳士駕車不是為了開心而是為了錢，他們就不再能完全掌控自己的生活了。這就像裝著他們積極性的籃子裂了一條縫，每項活動的樂趣都被抽干了。

心理學家的研究進一步發現，成年人身上也會出現同樣的結果。他們一次又一次地發現，外在激勵，尤其是有條件、有期待、“如果……那么……”型激勵會扼殺自主性（我做什么，我決定）、專精（把想做的事情做得越來越好）、意義感（超越自身的渴望）。有形的獎勵實際上會對內在激勵因素產生消極影響。如果家庭、學校、企業、運動隊等關注的是短期目標，選擇的是試圖控制人們的行為，它們就會對長期效果造成相當的損害。這就是“獎勵的懲罰”（published by rewards）。

研究人員在印度雇傭了87名被試，要求他們玩幾個游戲，例如朝某個目標投擲網球、解字謎、記一串數字等等，這需要運用他們的運動能力、創造力，還得集中注意力。1/3的人達到一定成績后只能獲得少量獎勵：4盧比，差不多是被試者一天的收入；1/3獲得40盧比；另外1/3獲得400盧比，差不多半年的收入。

結果如何呢？獲得中等獎金的人并不比獲得少量獎金的人表現更好，而獲得400盧比的人表現最差。

“如果……那么……”型獎勵對于重復性工作來說，是有效的；但對于需要創造力的腦力勞動來說，它們必定弊大于利。2009年，曾培育了11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學者們對51家公司的績效考核制度進行分析，其結論是“財務上的激勵……對整體績效有消極影響”。

心理學家卡爾•丹克爾（Karl Danker）在1930年代設計了著名的“蠟燭難題”——一張緊靠一面木墻的桌子上有一支蠟燭、幾顆圖釘（放在紙盒子里）以及一盒火柴。被試的任務是：把蠟燭粘在墻上，蠟融化后不會滴到桌子上。

很多人一開始想把蠟燭釘到墻上，或點燃蠟燭把一端融化然后粘在墻上，但這兩種辦法都是無效的。大約5~10鐘后，大多數人才會發現正確的辦法：把裝圖釘的盒子固定在墻上，然后把蠟燭放在里面。這種解決辦法的思路不是推算型的，需要遵循一條固定的路線，而是探索型的，要打破舊路線，發現新策略。

在一個實驗中，普林斯頓大學的心理學家郭寶山用秒表計時，看哪些被試能更快解決這個難題。第一組被試無獎勵；第二組有獎勵刺激，如果排名是前25%，獲得5美元，如果是第一名，那么獲得25美元。結果第二組被試所花的平均時間比第一組多了3分半鐘。為什么會這樣？究其本質，獎勵會讓我們的關注面變窄。在一個問題有明確的解決辦法時，獎勵很有用，它能幫助我們著眼前方，快步前進。但是，獎勵會遮蔽我們寬廣的視野，無法看到常見事物的新用法。

哈佛商學院教授特里薩•阿馬布勒是世界上研究創造力的領軍人物之一。她與同事在一項研究中從紐約雇傭了23名專業藝術家，既讓他們做指派性的工作（“命題作文”），也讓他們做非指派性的工作。研究人員要求這些藝術家隨機選擇10件指派性工作和10件非指派性工作。然后，阿馬布勒把他們的作品交給一組頗有成就的藝術家或藝術館館長評判。評判者對這些作品的創新性和制作工藝分別作出評價，但對研究項目并不知情。

結果是，在制作工藝上，兩者沒多大差別；但在創造性上，指派性作品遠遠不如非指派性作品。

另一項研究在1960年代早期對芝加哥藝術學院二、三年級的學生中進行調查，詢問他們對工作的態度等等。在1980年代的一個后續研究表明，當年參與調查的學生中越少表現出外在因素驅動的學生在藝術道路上越成功。這一點對男性尤其明顯。對受內在動機激勵的畫家和雕刻家來說，發現的樂趣和創作帶來的挑戰就是獎勵，他們更能經受住考驗，渡過沒有報酬、不被認可的艱難時期，而這段時間在他們的藝術生涯中難以避免。企業中主要使用“如果……那么……”型激勵，會經常扼殺而非激發創造性思維。

早在1970年代，英國社會學家理查德•蒂特馬斯提出了一個大膽的想法：買賣血液遠遠不只是不道德而已，如果英國決定給每位捐贈者報酬，全國的血液供應量反而會減少。很多經濟學家聽了暗自偷笑。但是，25年后，兩名瑞典經濟學家驗證了蒂特馬斯的預言。

他們拜訪了哥特堡一家地方血液中心，找到了153名有獻血意向的女性。研究人員把她們分成三組。第一組，獻血自愿，沒有任何報酬；第二組，如果獻血會得到50瑞士克朗；第三組，如果獻血也能得到50克朗，但必須立即決定是否把錢捐給兒童癌癥基金會。結果顯示，第一組有52%的人決定繼續獻血；第二組，只有30%的人決定獻血；第三組有53%的被試最后決定獻血。金錢的獎勵并沒有使鼓勵的行為增加，反而令其減少。因為它玷污了這種利他舉動，把做善事的內在欲望“擠”出去了。這個案例說明，獎勵本身的破壞性并非與生俱來。選擇把50克朗捐獻出去而不是放進自己的口袋，似乎能起到中和作用。這是非常重要的。

獎勵并非在所有情況下都不是好東西，比如當意大利政府給獻血者帶薪休假時，獻血就增加了，因為這條法律消除了利他主義的障礙。因此，盡管一些擁護者也許會讓你相信外部獎勵的原罪，但從經驗來看是不對的。真實的情況是，把獎勵與本身就很高尚、很有意思、需要創造力的任務混在一起，不理解積極性科學的獨特之處就妄加運用，這才是危險之處。

2000年，兩名以色列經濟學家——尤里•格尼茨和阿爾多•拉切奇尼對以色列海法一些兒童日托中心進行了20周的研究。這些日托中心每天7:30開門，16:00關門。如果家長不能準時接走孩子，就得有一位老師加班。前四周，經濟學家們記錄了每周有多少家長會遲到。第五周前，他們征得日托中心同意后貼出了一則罰款通知：16:10以后接孩子的家長將按每次每個孩子處以10比索的罰款，數額按月統計，將同其他日常費用一同支付。

執行罰款政策后，家長遲到的人數竟然穩步增加。最后穩定下來，遲到的家長數是最初的2倍。為什么呢？大多數家長與老師之間有某種聯系，希望能對老師公平些，畢竟老師們是照顧著自己最疼愛的兒女。家長有守時的內在欲望，但罰款的威脅把這種道德上的義務擠出去了，變成一種純粹的交易——罰款是在“公平”地購買老師的加班時間。

金錢獎勵和金光閃閃的獎品一開始會帶來強烈的愉悅感，但這種感覺很快就會煙消云散。為了保持這種感覺，劑量必須越來越大，“用藥”必須越來越頻繁。

俄羅斯經濟學家安東•蘇沃洛夫根據委托—代理理論精心建立了一個計量經濟學模型。他發現：“獎勵會讓人上癮。有條件的獎勵會讓代理人下次遇到類似的情況時也期待有獎勵，這反過來會迫使委托人一而再再而三地使用獎勵。”

美國國家酒精濫用與酒精中毒研究所的神經系統科學家布萊恩•柯若森利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術發現：在輸錢贏錢的游戲中，當參與者預期得到獎勵時，“伏隔核”會活動，分泌的多巴胺會猛增；預期輸錢則不會有這種反應。他隨后的研究發現，人們期待獎勵時也有類似結果。大多數會讓人上癮的藥物的機理就是向伏隔核發射一連串多巴胺。開始服藥時會感覺很快樂，隨后這種感覺消散，然后就需要另一劑藥。換言之，從大腦的活動而言，許諾金錢獎勵與可卡因、尼古丁、安非他命是相似的。伏隔核的活動預示著“冒險以追求風險”。如果用金錢來鼓舞士氣，會讓人們的決定更糟糕。這就是為什么賭場要用各種獎勵暗示將客人包圍，比如廉價食品、免費酒水、驚喜大獎以及中頭彩的可能——激活伏隔核，讓他們去追求風險。

獎勵會讓我們把目光聚焦到眼前的事情上，忽略長遠的事情。在很多情況下，集中注意力很有意義，比如辦公樓著火了。但是，如果是非突發狀況，把目光聚焦在即時獎勵總會有一天對業績起負面作用。上癮者想快速解決問題，置最終的損害不顧，撒謊者想要快速出奇制勝，不管長期結果。即使這些行為不會轉化為上癮或走捷徑，獎勵帶來的近期誘惑也可能帶來長期危害。

如果某個環境中，外部獎勵最重要，那么很多人就只會要求剛好得到獎勵，而不會多出一分力。例如，公司管理人員在達到季度目標后不會想再多賺一分錢，更不會考慮公司的長期健康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