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性好點的人應該記得，九十年代以來的中國企業勞動力市場實際是由五個相對獨立的市場組成：1）外籍人市場；2）外資企業員工市場；3）內資企業員工市場；4）有雇傭關系的農民工市場；5）無雇傭關系的臨時工市場。

外籍人，包括新港臺人和部分海龜，在跨國公司和外資企業擔任中高層，拿的一般是以美元計的、與母國接軌的薪水，月薪從數千到數萬美元不等；外資企業的普通員工，以從較好的大學畢業的、英文較好的年輕人為主，以九十年代中期的行情計，月薪一般在5000元左右。

內資企業員工，這里面又分國營、鄉鎮和私營企業。國營企業一般是有干部身份，有檔案關系的大中專院校畢業生，月薪一般在1000元左右，但享有包括就業保障、醫療、住房等在內的各種福利，當然還有一部分是沒有上過大學的、持“工人”身份的員工，表現得好可以“提干”，總體上，待遇與干部并沒有太大區別。鄉鎮和私營企業一般工資相對高些，福利相對差些。

農民工一般沒有上過大學，沒有干部身份，沒有檔案關系，薪水更低一些，而且也沒有什么福利保障。這里可以細分為在比較正規企業就業的、有正式雇傭關系的農民工和臨時工兩大類。臨時工包括建筑工、保姆、餐廳服務員等工作，即使在07年《勞動合同法》頒布之后，大多沒有正式的雇傭關系。

這五個市場相對獨立，基本處于一種互相隔絕的狀態。中國人想進入外籍人市場，只有出國留學，拿綠卡、換身份這一條窄路；內資企業員工進入外資企業員工市場，相對比較容易，苦練英語口語，端出一副外企作派即可；農民工要想進入前三個市場，則基本上屬于無路可走。各國現代化和工業化的第一步是打破勞動者與封建主的人身依附關系，讓他們擁有自由支配自己勞動力的權利。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二十世紀末中國勞動力市場的身份屬性居然還有這么強，絕對堪稱歷史奇觀。

中國改革走增量改革的漸進道路，原計劃經濟體上長出民營經濟和涉外經濟，只有極少數人看出了這種勞動力市場的人為分裂現象背后商機——華為即是其中代表，抓住了這個難得的歷史性機會。從九十年代初開始，華為逐步把員工的薪水提高到了外企的水平，一段時間內，同等職位的薪水甚至比外資企業還要高一些——從1000元到5000元，五倍的薪水落差，可以想見，他們當年吸引過來的人才的洪流能有多大，這些人才的干勁又有多大！華為招聘，又以內地理工科大學畢業、家境比較貧寒的學子為主，更進一步地放大了這個激勵效應。如當年成都電子科技大學一教授所言：華為最大貢獻，是系統得提高了整個電信行業的薪酬待遇水平。

人才如海嘯般襲來，再加上強大的華為文化，什么技術瓶頸、市場難關都成了紙老虎。幾萬拼命三郎齊聲呼喊，一起用力，各種壁壘、堤壩應聲而倒，從北電到朗訊，從西門子到諾基亞，這些當年在中國不可一世的跨國電信企業的節節敗退基本上就注定了。

華為此舉，意義幾近于拆毀了中國勞動力市場上一堵厚厚的“柏林墻”，其解放的巨大生產力，難于用金錢和指標衡量。

中國勞動力市場上另一堵更厚的柏林墻，也就是農民工市場與前面三個市場之間的分裂，要等到另外一家傳奇性的公司出現，才具有象征意義地被拆毀，這家公司就是：海底撈。秉承“雙手改變命運”的價值觀，海底撈把農民工培養成年薪百萬的企業中高層，等于是把位于中國勞動力市場最底層的臨時工市場一下子拉到了第三層、第二層。而今，在海底撈國際化戰略的支持下，海底撈的員工們更進一步，甚至直接向第一層進攻了！

商業之美，市場的偉力，看不見的手的奇妙，在這兩個案例中，體現得淋漓盡致。多少人呼吁平等、呼吁自由，為民請命，為老百姓鼓與呼，但情義千斤，不如稱砣四兩。只要政府放開限制，不要剝奪個體選擇的權利，什么樣的奇跡，市場都可以給你創造。名聲、崇高的榮譽、歷史地位可以激勵少數英雄人物奮不顧身、舍己為人地去推動社會進步，卻絕對不如商業的力量來得穩妥、來得可靠。曾經層層阻隔的、恍然中世紀的勞動力市場上的一堵堵高墻，在華為們、海底撈們的沖擊下，不過二十來年時間，已經坍塌潰敗如荒野中的秦長城，只剩下幾個隱約的土堆給后人辨認。商業能給我們這個國家帶來的貢獻，企業能夠履行的社會責任，莫過于此。過去是這樣，相信未來也一定會這樣。中國還有很多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如教育、醫療、城鄉差距、環境污染等等，相應的，也還會有很多這樣的歷史性的商業機會。

當然，你要去問華為的任正非，海底撈的張勇，他們一定會推辭：拜托，別把我們說得那么偉大，好嗎？我們不過是為了掙點錢，養家糊口而已。好在你們當初只是為了生存，為了掙點錢，走上做企業這條路，要不，中國只不過又多了兩個壯志未酬的義士而已。這種義士，實話說，中國一直都有點供過于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