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華為技術有限公司又交出漂亮答卷：實現全球銷售收入6036億元，同比增長15.7%。面對改革開放40年的時間節點，華為總裁任正非對華為又有什么想法呢？4月4日，任正非接受媒體采訪，直言“華為從來沒有外遷”，并對于外界近期熱議的華為董事會人事調整進行闡述，稱“所有的決策都不是我做的”；針對華為的大企業病很嚴重，任正非稱解決這些問題也不是一朝一夕，先炮轟，然后一點點小改革。以下是采訪實錄。

4月4日下午，深圳市政府和華為在華為位于坂田的總部簽署合作協議，華為將扎根深圳發展，建設國際化總部。會后，任正非接受了記者專訪，暢談改革開放，企業發展和內部管理，以及新技術的道路。

記者：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進入改革的深水區，應該怎么推進？

任正非：“法治化、市場化”，認真去落實這六個字，發展前景就會很好。第一，要通過開放，讓更多的外國企業進來。第二，華為對世界也是很負責 的，如果我們出去總是想“搞名堂”，我們能在170多個國家生存下來嗎？外國公司也是一樣，它們總體是負責任的，而且內部管制比我們還嚴格。政府不僅歡迎華為發展，也應該歡迎世界所有公司都來發展，這樣就能托起國家的理想和夢想。

未來我們的國家應該堅持更加開放，歡迎外國公司來投資。我和臺積電張忠謀講過，當年我們沒有留學機會，不可能有他那么好的條件，像他一樣創業 ，成為世界領袖，我們只能是從小舢板開始的，沒有技術就去搞代理，沒有資本就大家湊，逐步走過來的。但是今天我國已經具有這樣好的條件，為什 么不更加開放呢？

記者：美國對于中國采取的貿易保護措施，對華為會有影響嗎？

任正非：影響是必然存在的，作為企業要慢慢去克服。這幾十年來我們不僅遵守各國法律、聯合國決議，也尊重美國的域外管轄權。市場不買我們的產品，這是客戶的選擇，很正常。如果說我們威脅到美國國家安全，理由是什么？事實是什么？證據是什么？

美國是個法治國家，處理問題也最終會講事實和證據的。我們沒有錯誤，如果只是謠傳或誤解，不那么客觀，我們也不會太在意。

記者：華為剛剛完成董事會換屆選舉，把輪值CEO制度改為輪值董事長制度。新一屆董事會延續集體領導模式，這是出于什么考慮？

任正非：三位輪值董事長在當值期間是公司最高領袖，處理日常工作擁有最高權力，但受常務董事會的集體輔佐與制約，并且所有文件需要經過董事會全委會表決通過；董事長是管規則的，主持持股員工代表會對治理相關規則及重大問題表決的權力，最高領袖群的權力受規則的約束；并受監事會對董事會行為的監督，監督最高領袖。

最高權力是放在集體領導、規則遵循、行為約束的籠子里，以此形成循環。三位輪值董事長循環輪值，主要是避免“一朝天子一朝臣”，避免優秀干部和優秀人才流失。

記者：董事會新成員出來后，外界說華為實際領導者還是您？

任正非：這十幾年來，華為是集體管理決策機制，所有的決策都不是我做的。我只是有發言權，跟大家講講我的想法，其實他們有時候也不聽，我的很多想法也沒有被實施。所以，我就多講幾次，過幾年可能他們就聽了呢？

記者：新董事會對華為未來的發展，會帶來什么變化？

任正非：新董事會只是迭代更替，引入了一些新鮮血液。大多都是繼續被選進來了。我們公司的第一代奮斗集體本著開放進取的哲學，歷經三十年，與十八萬員工共同努力，把一盤“散沙”轉變成了團粒結構的“黑土地”，把“航母”劃到了起跑線；第二代奮斗集體要與全體員工一道，繼續刨松“土地”，努力增加土地肥力，堅決為戰略崛起而奮斗，再用二、三十年時間，建立起清晰方向、有序組織、頑強奮斗的集體，與西方優秀公司一同為人類社會繁榮發展穩定服務。

記者：華為從2009年就開始投入做5G，今年會推出面向規模商用的全套5G網絡設備解決方案，2019年推出支持5G的麒麟芯片和智能手機。您怎么看5G未來的市場空間？

任正非：科學技術的超前研究不代表社會需求已經產生。如果社會需求沒有發展到我們想象的程度，投入的意義就沒有那么大。我不認為現在5G有這么大的市場空間，5G可能被炒作過熱，因為需求沒有完全產生。如果說無人駕駛需要5G，現在能有幾臺汽車實現了無人駕駛？輪船、飛機如果已經實現了無人駕駛，但是飛行員不上飛機，乘客敢上飛機嗎？

社會如果需要更高的帶寬，4G就能做到，日本和韓國不就做得很好嗎？現在的設備沒有發揮出很好的作用來，如果期望用技術來代替，不現實，系統工程不是有一個“喇叭口”就能解決的問題。

這是我的個人意見，業務部門倒是希望5G更快商用，這樣他們可以多賣一些產品。

記者：華為去年成立了云BU，很多公司在做云計算業務，華為怎么做出自己的特色？

任正非：在云計算方面，其實華為沒有做業務內容，我們只是做一個基礎平臺。這個基礎平臺就像東北的黑土地，上面誰都可以來種莊稼，種“大豆”、種“高粱”，比如做平安城市、做汽車……。華為云是千萬家內容的集合，華為的合作伙伴有數千家，其實新聞報道的“云”很多都是他們做的，他們做成功了，把光榮讓了一點給我們提供“土地”的。

但“土地”的改造很難，直到今年我們也不能說真正做好了這個平臺。傳輸和交換不是平臺，但它是平臺的基礎，華為聯接全世界170多個國家、1萬多億美元網絡存量的傳輸交換，把它轉換成平臺，讓所有的“莊稼”成長，這是我們的理想。

記者：2017年華為研發費用是897億元人民幣，約占全年收入的14.9%。近十年，華為投入研發費用總計已超過3940億元。未來十年，華為每年會以超過100億美元的規模持續加大在技術創新上的投入。華為未來的創新會重點在哪些領域？

任正非：主要是投在主航道上的基礎研究，人工智能部分的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人工智能的突破主要是算法、算力和數據，這些都是很難突破的，我們跟隨世界的投入前進，同步世界的發展。

在人工智能領域，目前我們主要做基礎研究，用于改進內部管理，如果要運用到產品上，還存在相當長的時間和距離。對于前沿科學，研發實行先“開一槍”，“讓子彈飛一會”；看到線索再“打一炮”，只需要小范圍研究討論就能決定；如果攻“城墻口”需要投入“范弗里特彈藥量”，由高層集體決策。

記者：華為做不做區塊鏈？

任正非：區塊鏈還沒有提到日程上來。算法算力是超尖端技術，是極難的。

記者：華為去年全球銷售收入6036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15.7%，凈利潤475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28.1%，可以說是非常亮眼。

任正非：其實我們做得不好。去年我們搞了一個活動叫“燒不死的鳥是鳳凰”，當時處理了大量高級干部，很多人都是降兩級。我也是被處分對象之一，輪值CEO都被處分了。為什么？就是要以此來警戒我們公司管理要走向更加科學化。

記者：華為一直強調聚焦主航道，但現在新經濟這么活躍，有沒有想過跨界？

任正非：華為做的是管道，只管流量的流動。終端是管道，它相當于“水龍頭”，企業業務也是管道。我們的技術理論架構模式，將推行“每比特成本下降的摩爾定律”，做網絡的不斷簡化。網絡不斷簡化的結果，我們的銷售收入將會不斷減少，但受益的是整個社會。華為公司過去這么多年，其實就是在做這個事情，比如光網絡按每比特計算成本，這些年其實降價了近萬倍，這成就了互聯網。我們不斷遞減，需要在基礎科學上做出更大研究。

華為不會做多元化業務，會永遠聚焦在主航道上，未來二、三十年，可能我已不活在世界上了，但相信后來的公司領導層仍會堅持聚焦。

記者：華為不久前發布關于《華為公司人力資源管理綱要2.0總綱（公開討論稿）》（以下簡稱綱要2.0），對有關公司未來人力資源管理工作提了改進方向。您是否會擔心，華為到了今天的體量，在管理上會存在大企業病？

任正非：我們現在大企業病應該是很嚴重的，綱要2.0的目的，其實就是批判我們自己，如何能精簡組織，提高效率。有高層領導批判我們自己，說曾經對人的管理都是科學管理，現在怎么變成數學管理？這就是僵化教條了，機構太龐大、太沉重了……。這樣董事會成員帶頭炮轟華為，促進全公司警醒。當然，解決這些問題也不是一朝一夕，先炮轟，然后一點點小改革。我們只要看到了方向，就能慢慢改革，提高效率。

記者：華為這次跟深圳簽署了“扎根深圳，展望未來”合作協議。這也是對此前外界關注的“華為外遷”最好的回應。

任正非：華為“外遷”是不存在的事情，我們從未想過要外遷，都是部分媒體炒作的。我們總部基地永遠在深圳，這里是華為全球的領導核心。

記者：深圳今年將率先推出加大營商環境改革力度的20條政策措施，您覺得深圳的營商環境還有哪些改進空間？

任正非：深圳的“營商環境”總體已經很好了。我們創業的時候常常工作到凌晨一兩點，去大排檔吃碗炒米粉，店主早上四五點又起床給我們做早餐，他們說你們掙大錢，我們“扒一點”。廣東人很寬容，這就是很好的營商環境。深圳現在法治化進步很大，我們很滿意。

記者：您一直強調華為的創新要做好基礎研究，那您對深圳加強基礎研究有什么建議？

任正非：現在社會思想泡沫化，大家都想去炒炒股、炒炒房，但是數學不是能“炒”出來的，需要數十年的努力。5G有兩個關鍵技術：長碼和短碼。長碼是1964年美國教授寫的一個編碼方式，短碼是2008年土耳其一個教授寫的編碼方式。圍繞這兩個方程，數十年來幾十個公司可是有上萬人在追隨研究，才變成了標準，做過才知道有多么的難啊。

深圳在投資基礎教育上是積極的，開辦這么多大學，每年增加投資幾十所中小學，遲早基礎研究會起來的。雖然這是一個長期過程，但是中華文明五千年了，我們幾十年都不能等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