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為是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與西方公司展開競爭的，而且競爭的戰場遍及世界各大洲，包括西方公司的所在國：歐洲國家和美國。早期，華為與西方公司處于極度懸殊的“非對稱競爭”狀態，華為位居絕對劣勢，但華為以其強悍的文化力量、進取精神、充分聚焦的戰略與西方公司展開了長達20 年的超限競爭，到2005 年前后，已經基本實現了對西方公司的全面追趕與超越。那么，在新的格局面前，在產品實力、技術實力相當的情況下，華為與西方公司的“掰手腕”，則更多地表現在：誰更有危機意識和誰更有自我批判精神。或者，換種說法，“對稱競爭”的態勢下，華為能否比西方更“西方”，同時又擁有獨特的東方思維：在斗牛運動和太極拳之間尋求一種灰度的融合，決定了華為的“下半場”。

戰勝對手的唯一方式是：你必須比對手更像對手，同時又擁有對手無法復制的特殊基因。華為的自我批判文化，在西方人眼里，印象是深刻的，評價也是正面的。西方文明正是靠不斷地自我拷問、自我批判才走到今天并獲得成功的。但對西方人來說，不是為批判而批判，批判的目的是制度的完善與優化。華為遵循著同樣的路徑。

1997 年前后的華為，也就是創立10 周年之際，雖然充滿活力，但混亂卻與之相伴。這個時期，任正非開始比較多地倡導自我批判精神，將堅持了10 年的民主生活會進一步制度化，并擴大到公司各個代表處和基層組織。這是典型的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建設的做法，在華為的干部隊伍成長、團隊建設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至今仍在堅持進行。

批判，是思想家們的解剖刀。批判所引發的變革是組織走出疲勞和病態，重新激發活力的重要力量。19 世紀40 年代，一位叫馬克思的西方人，一位落魄的知識分子，寫了一部《共產黨宣言》，它像寂靜暗夜的貓頭鷹一般，以極端刺耳的嘶鳴之聲，宣告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垂死命運：“每個毛孔都滴著鮮血和骯臟的東西”；資本家階層與日益貧困化的工人階級之間的二元對立，終究會導致資本主義在全世界的覆滅。

后來的事實證明，馬克思以“掘墓人”的姿態出現，卻成為資本主義偉大的“清道夫”—至少到今天為止。馬克思振聾發聵的“喪鐘式”宣言，導致了100 年之后的另一份宣言：《資本主義宣言：如何用借來的錢讓8 000 萬工人變成資本家》，其基本思想是：人們可以通過付出勞動和付出資本兩個方面來獲得收入。一個叫路易斯·凱爾索的美國人，提出了員工持股計劃。20 世紀60 年代以來美國中產階級人群的急劇擴大，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這位資本主義“補天派”思想家的貢獻與發明。

20 多年來，任正非講得最多的，一個是華為的核心價值觀，一個就是自我批判。核心價值觀是華為的“大法”，是確保華為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持續制勝的精神圖騰；而“自我批判”則是核心價值觀的“護法寶器”，兩者如影隨形，缺一不可。

任正非說：“我們要不斷地自我批判，不論進步有多大，都要自我批判，世界是在永恒的否定中發展的。”為什么任正非無時無刻地在華為內部反復強調自我批判？其實，這體現了任正非對人性和組織規律的深刻洞察。

1998 年，《華為基本法》定稿之時，任正非就提出在華為新基地的總部門口要立一塊石碑，上書：“一個企業長治久安的基礎是接班人承認公司的核心價值觀，并具有自我批判的能力。”

自我批判的目的就是要持續強化組織中每一分子忍耐不適的能力，那些追求舒適本能的生存慣性，影響著組織的行為模式、個體表現模式、逆境處理模式、決策模式以及組織的老化過程。華為長期堅持自我批判所要達成的目的，就是要不斷將“不舒適”狀態—即奮斗文化固化到組織的基因中，并警惕和抗拒、控制和改變組織肌體的“自由落體下墜”，使之永遠處于“心理舒適區”之外。

但華為推行自我批判的文化，卻不主張把“互相批判”作為一種觀點和方法，納入到華為的管理思想中；企業天生是一種建設性的營利性組織，而不是政黨和政府部門，也不是軍隊和藝術團體。華為的自我批判有幾條規定：一是不搞人人過關，不發動群眾；二是更多地進行自我批判，少或者不要批判別人；三是強調實事求是；四是不搞無限上綱、無情打擊，把握適度這一原則。任正非明確指出：“自我批判不是為批判而批判，不是為全面否定而批判，而是為優化和建設而批判。總的目標是要導向公司整體核心競爭力的提升。”這才是華為長期堅持自我批判的根本目的。

華為之所以讓西方同行難以捉摸，就在于華為的以民主生活會為鮮明特征的自我批判文化，這是中國式的密碼傳承，西方公司永遠弄不懂，弄懂了也無法推行；如前所述，中國企業包括華為的同行，也普遍未能將自我批判這一工具哲學悟透、用好，同時在制度建設方面也“西化”得不徹底。所以，在中國民營企業走向世界的過去10 多年，華為成為唯一讓西方公司畏懼的一匹“非中非西，亦中亦西”的黑馬，就不足為奇了。